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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地位与秩序的等级中重新定位中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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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xander M Hynd，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韩国政治、国际关系。

来源：Hynd, Alexander M., “Repositioning 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Hierarchies of Status and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5.

导读

本研究围绕“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的身份建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往往受到双重驱动：一方面源于对国际地位等级体系中更高位置的追求，另一方面涉及国际秩序等级体系的建构、重组与调适。文章重点阐释了推动中等强国身份构建的三个核心要素：外交政策精英、身份叙事及关键节点。通过对韩国案例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987—2013年间，结构性变革与精英阶层的积极作为，共同塑造了韩国新的中等强国身份。这种身份转变的内在动力体现在：韩国既试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共同体中重新定位自身，同时致力于重构与美国的从属关系，并试图确立对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角色。本研究对国际关系中的层级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未来研究中等强国的地位演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引言

对于中等强国的研究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现有方法在确定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强国以及它们在当代体系中的表现方面成效有限，不断涌现的新定义也使学者达成共识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中等强国作为独特国家类别，其法律地位一直存在争议。

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借鉴国际等级制度的地位理论和秩序理论，构建一个中等强国身份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据身份理论，中等强国是指那些以这些术语描述自己并得到同行认可的国家，而中等强国身份对这些国家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是什么驱使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精英提出这些主张呢？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可能与国际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寻求和秩序重组行为同时出现，并对其产生影响，这在每个案例中都由独特的情况所决定。

本文由四个主要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评述中等强国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及其局限，并论证身份研究路径在整合该领域方面最具潜力；第二部分引入并应用地位等级与秩序等级的中层理论，阐释国家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第三部分进一步发展将新兴中等强国身份建构视为等级重构的概念框架；第四部分以1987-2013年间成功建构中等强国身份的韩国为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中等强国研究的理论范式

当前中等强国研究领域存在三种主导性理论范式。其一，位置性路径。该路径承袭现实主义传统，根据经验上可衡量的权力属性的某种组合来构建国家排序体系,将中等强国界定为次于体系主导型大国，但高于众多弱小国家的中间群体。然而，其解释效力被越来越多权力指标组合的“复杂性”所破坏。由于其测量体系本质上依赖于研究者的先验预设，其无法解释多样化且地理位置分散的国家的行为方式，进而导致其建构的中等强国名单缺乏说服力。

其二，行为性路径。该路径与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理论渊源深厚，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国家行为特征界定中等强国身份，具体表现为：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倾向采取多边主义解决方案与折中立场，并积极践行“良善国际公民”理念。因其本质上是将“预设为中等强国的国家行为特征反向定义为中等强国行为标准”,该路径始终难以摆脱循环论证的方法论困境，且随着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基础的偏离，被确定为中等强国的国家异质性只会增加。

其三，身份性路径。该路径将中等强国概念视作一种“自我创造的身份或意识形态”，将中等强国确定为在这些术语中自我认同并得到同行肯定的国家，其分析侧重于外交政策精英如何构建中等强国身份。这一方法尤其适合二线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模糊的国际地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投射并寻求强烈的身份认同。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身份认同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国家身份的构建可能既是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也是为了自我认同。

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新定位

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的等级制度，可以从地位等级与秩序等级两个维度进行概念化诠释。一方面，地位等级反映行为体在地位共同体中的位次或排序。地位既可指代行为体在特定等级体系中的序数位置，亦可表征国家作为特定地位导向型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因其可作为实现其他战略目标的象征性货币，亦因地位最大化本身即被视为值得追求的价值旨归，国家常通过一系列地位竞逐战略提升或巩固其地位。

另一方面，秩序等级主要被理解为上级国家与从属国家间建立的权威性社会关系，其核心特征在于“一方拥有命令权，另一方负有服从义务，且此关系被双方共同认可为正当且合法”。主流秩序等级研究可划分为契约路径与身份路径两大流派：契约路径强调权威关系的物质交换属性，认为高位国家通过提供安全或经济公共产品换取从属国家让渡部分主权决策权；身份路径则聚焦权威关系的社会建构维度，主张“命令权与服从义务的合法性源于支撑等级关系的理念与规范体系”。

本文从地位等级和秩序等级两个角度重新评价中等强国。从地位等级的角度出发，中等强国在全球和地区地位共同体中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小国，但略低于大国。同时，通过秩序等级的视角，中等强国则处于层层递进、相互作用的二元网络的中间，既充当潜在的上级，也是潜在的下级。当然，一个从小国过渡到中等强国的国家可能会在一个提供秩序的大国之下保持原有的从属关系，这种等级结构的条款被重组，为新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中等强国在获得更大独立性的同时，其上位国在保障其安全或经济繁荣方面的负担也可能随之减轻，如果上位国被视为促进了从属国地位的提升，那么它也可能获得声望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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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构秩序所需的物质与社会资源禀赋往往呈现“中等强国＜大国”且“中等强国＞小国”的非对称分布态势。等级模型在理论层面具有对应性：中等强国通常作为大国潜在的从属者与小国可能的上级者存在于等级网络之中。其现实复杂性主要源于两大层面：

第一，地位位差模糊性困境。当两个同属中等强国地位群体的国家间存在微小或争议性地位差距时，双方常通过社会创造性策略竞逐上级地位。第二，秩序等级建构的非确定性。尽管中等强国地位可能预示其在大国关系中趋向从属角色、在小国互动中谋求主导地位，但秩序等级在实际形成中不仅受到地缘距离、历史关系、意识形态亲密度等结构性因素影响，还需要考虑外交政策精英在建构、调适或解构秩序等级中的施动性因素。因此，将中等强国简单归结为一种“对大国必从属、对小国必主导”的静态地位群体有失偏颇。

中等强国身份塑造的三要素：外交政策精英、身份叙事与关键节点

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精英，是指那些通过自身的意义建构将其国家重新定位为中等强国术语的一贯倡导者或其认可具有特殊影响力，且有能力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为国家外交政策话语做出贡献的人。此外，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精英还可能通过担任关键国际组织领导人或帮助本国提高在特定政策领域相对于大国的自主性帮助其在地位和秩序等级中重构中等强国身份。

中等强国身份叙事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物质基础、社会属性，或其国际地位的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有助于其推进中等强国的身份构建，从而重新定位本国的国际地位和秩序等级。其主要具有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它们可能提及历史灾难或危机；其次，它们可能会提到国家领导人或普通民众在领导能力、忍受经济困难和恶劣工作条件或军事伤亡等方面的努力、牺牲或技能，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之前的不幸，“赢得”了新的中等强国地位；最后，可能会颂扬证明国家中等强国地位的属性，提请人们注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其他因素。它不仅强调一个国家对自己是什么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的看法，而且还强调它“过去是什么”和“现在变成了什么”的对比。通过强调民众可以控制的因素，这一叙事增加了特定叙事的简单性，以及对任何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内受众的吸引力。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对“关键时刻”的理解，本文在此确定的最后一种概念力量是中等强国身份构建的关键节点：在这些历史时刻，国际和/或国内层面的结构转型与中等强国身份构建主体行使的精英代理权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新的中等强国身份成功形成。

案例研究：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重新定位（1987—2013）

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总体地位上将韩国与小国区分开来，并帮助韩国加入了一些国际社会最精英的决策机构，而且还因为这一新身份伴随着韩国对美国从属关系的实质性重组，以及在对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秩序等级中确立自己超然地位的初步尝试。

（一）初期（1987-1996）

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关键节点在1987年前后，其形式是双重转型，为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形成和等级重新定位提供了最初的结构性开端。在国际上，冷战两极格局的结束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韩国在韩美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中更广泛的地位，同时削弱了朝鲜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构成的威胁。

这一时期韩国最杰出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精英是卢泰愚总统（Roh Tae-woo），其他则包括安秉俊（Byung-Joon Ahn）等学术界人士。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韩国中等强国地位的认知先于其国内精英觉醒。在这一时期，韩国新生的中等强国身份诉求伴随着一系列追求等级地位的行为，包括举办活动和加入/领导国际俱乐部，以及秩序重组行为，如调整韩美军事同盟。韩国和美国对它们的秩序等级进行了重大重组：美国的目标是在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降低为韩国提供安全的成本，韩国则希望在保留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获得更大的政治自主权。

总体而言，尽管在等级重新定位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但其身份主张是零星的、不连贯的，也就是说，此时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叙事尚未展开。

（二）巩固（1997-2007）

由于威胁国内和国际上对韩国财富和地位上升的看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视作可能对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造成威胁。但韩国爱国民众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在地区层面上的中国崛起，以及从 1992年到 2007年中韩双边贸易的增长，促进了韩国政治关系的多样化，并淡化了此前的美韩等级二元经济关系。通过最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韩国在21世纪初表达出一种强有力的中等强国身份叙事。其叙事通常以朝鲜战争的破坏为起点，然后强调韩国人民和领导层的艰苦努力，将韩国提升到了全球经济、外交和金融领域中的中等强国地位。潘基文（Ban Ki-moon）在此时期也成为韩国最杰出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精英。随着21世纪的开始，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精英的积极行动得到了重大地位和秩序等级重组行为的延续补充。韩国继续其主办重大国际活动的地位以追求地位提升的战略。在这一时期，韩国受益于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政治自主权以及迅速崛起的第二梯队地位。韩国精英也表现出了新的自信，试图在改变韩朝关系的政治现状方面扮演更自主的角色。

（三）爆发（2008-2013）

从结构层面来看，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韩国在地位和秩序等级中作为中等强国的新定位构成同样的威胁。认识到韩国在国际社会中新巩固的中等强国的地位，西方国家寻求将韩国纳入其应对危机的行列。

同时，李明博（Lee Myung-bak）“全球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将韩国定位为“中等强国”，并在绿色增长等领域寻求利基领导地位，这与行为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在国际上，韩国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认同得到了广泛承认和认可。韩国在这一时期不仅越来越希望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加入国际精英社会俱乐部，而且还希望帮助塑造和制定这些俱乐部的议程。

就地位层面而言，韩国的国际地位被固定为中等强国，落后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常任理事国，但高于非G20小国。从双边层次上看，美韩双边关系已逐步重组，在扩大韩国政治和经济自主权的同时，华盛顿的财政和安全负担也得以缓解。韩国已开始尝试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新生的超级隶属国——既凌驾于朝鲜之上，更成功地凌驾于东南亚之上。到 2010 年代初，中等强国身份已成为韩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要素。

到2013年，中等强国概念已成为韩国外交政策精英看待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核心身份和概念视角，得到了部分同类国家的认可。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主张得到了老牌中等强国的认可，以及韩国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总结

本文主张中等强国研究应更积极地拥抱理论多元主义，并重拾中层理论（如国际地位/秩序等级理论）的学术潜力。研究表明，中等强国身份的本质在于其作为等级重构工具的双重效用：当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时，该身份能助力国家在地位等级中提升位次，并在秩序等级中重塑从属/主导角色。其吸引力源于：地位本身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目标与战略资源；通过调整等级角色，新兴中等强国可增强对自身及从属国资源的掌控力。由此，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等中等国家机制应被理解为地位标识象征，其核心功能在于成员身份的相互认证与强化，而非解决具体国际问题的实效平台。但这并非否定中等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尽管物质/社会资本逊于大国，其仍常通过维和行动、官方发展援助（ODA）等公共产品供给寻求身份合法性。

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形成源于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外交政策精英的积极行动及国际社会中同行的认可。这一案例研究为其他潜在中等强国，及传统中等强国提供了身份形塑及等级调适的经验借鉴。对学者与政策实践者而言，揭示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机理与等级效应，仍是理解国际秩序演进的关键切口。

词汇积累

international hierarchies

国际等级

subordinate

从属国

theoretical pluralism

理论多元主义

译者：曹湲聆，国政学人编译员，南洋理工大学。

校对 | 季锦海 孙溶锴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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